山海经插图本

成书作者

确指说

对《山海经》一书记载，最早见于司马迁《史记·大宛传》。

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是在西汉刘秀的《上山海经表》中，刘秀认为《山海经》是上古治水的大禹、伯益。

在《吴越春秋》中：“禹巡行四渎，与益、夔共谋，行到名山大泽，招其神而问之：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，及八方之民族，殊国异域土地里数。使益疏而记之，命曰《山海经》。”

其后，东汉时期的王充、赵晔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将《山海经》的作者定为伯益，在流传过程中，经后人增删修改。

明代学者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载：“战国好奇之士，本《穆天子传》之文与事，而奢侈大博级之，杂傅以汲冢、纪年之异闻，周书、王会之诡物，离骚、天问之遐旨，南华郑花圃之寓言，以成此书”。

清朝毕沅在总结前代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进而提出《山经》是大禹、伯益创作，《海外经》、《海内经》为秦人所作，《大荒经》则在刘秀修订时产生。

进入二十世纪，又有学者提出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邹衍；该学说发端于刘师培，他在《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》中，根据《墨子》所记“神仙家言，亦以齐邦为盛”推断，他主张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与《山海经》并提的《禹本纪》“疑亦衍书”。

另外《山海经》的作者还有学者认为是墨子的弟子随巢子。

泛指说

现今，学术界的讨论的焦点是作者的北人与南人之争。北人说中，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。顾颉刚在《禹贡全文注释》称，“《禹贡》作者的籍贯同《山经》作者一样，可能是秦国人”。而郑德坤和日学者小川琢治则认为，《山经》中多对中原地区山川、矿产的记述，从而得出中原洛阳人创作的观点。

南人说中主要有巴、蜀人说，楚人说。吕子方、蒙文通是巴、蜀人说的代表者。吕子方以“大荒”“海内”多有记载巴、蜀之地的事迹为证据，提出巴、蜀人说。而蒙文通则认为《海内经》四篇是古蜀国的作品，“大荒”巴国作品、《五藏山经》和“海外”四经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人的作品。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歌》等关系密切，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，如《海内经》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，“播琴”一词就是出自楚地，楚地的人称呼“播种”为“播琴”，另《西次三经》中“服之使人不厌”一句中，厌俗称魇，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。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，相传这被楚人供奉为祖先。

据其统计，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：《海外北经》1处、《大荒东经》1处、《大荒南经》2处、《大荒西经》6处、《大荒北经》5处、《海内经》2处，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：《北次三经》1处、《海外西经》2处、《海外北经》1处、《大荒东经》2处、《大荒西经》3处、《大荒北经》2处、《海内经》3处，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：《西次三经》“是为帝之下都”、“实为帝之平圃”“帝乃戮之钟山之东”，《中次三经》“实为帝之密都”、《海外南经》“为帝司夜于此野”、《海外西经》“刑天与帝争神”、《海内西经》“帝乃梏之疏属之山”、“帝之下都”、《海内经》“鲧窃帝之息壤”。

北人说和南人说以外，一些学者提出折中的见解，他们认为《山海经》在成书、流传过程中，既有北人的加工，同时也经历了南人增减。

学者萧兵著文称：《山海经》结构上观点模糊，节段松散，句式零乱，韵散夹杂，缺乏象屈原赋那样明确而统一的思想、情调、构思和语言风格，并提出《山海经》包含南、北方大量资料信息，仅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无法创作出来的。